《周易》是一部推衍算卦的書，這里所說的周易算卦，是最初、最古老的算卦方法，與后世流傳的金錢課、六爻預(yù)測等算卦并不一樣。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這兩部古籍中，記錄有二十二個筮例。從這些具體生動的占筮故事中，我們可以明確知道《周易》的推理方法有三種。

　　第一種是“據(jù)象推理”。這是按照取象比類規(guī)則，通過對卦象的分析，推斷事物情況吉兇禍福的一種基本方法。

　　在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的二十二個占筮記錄中，有四例運用了這一方法。其中，《左傳》記有三例，有兩例是直接援引相關(guān)卦象決疑解難。其中一例這樣記道：“昭公元年，晉侯求醫(yī)于秦，秦伯使醫(yī)和視之，曰："疾不可為也，是謂近女色，疾如蠱。"趙孟曰："何謂蠱？"對曰："淫溺惑亂之所生也。于文皿蟲為蠱，谷之飛亦為蠱；在《周易》女惑男、風(fēng)落山謂之《蠱》，皆同物也。"”

　　《蠱》的下卦“巽”為長女，為風(fēng)；上卦“艮”為少男，為山。所以，這一重卦象征長女誘惑少男，又象征風(fēng)將山木樹葉吹落的蕭瑟景象。醫(yī)和通過對《蠱》卦卦象上、下經(jīng)卦之間關(guān)系的分析，類比晉侯所患的淫溺惑亂之癥非藥力可救。

　　第二種是“據(jù)辭推理”。這是通過對卦辭爻辭的例說分析，類推事物情況吉兇禍福的一種基本方法?！蹲髠鳌?、《國語》的二十二個占噬記錄中，有八例運用了這一方法。其中最典型的一例，是發(fā)生在昭公二十九年的一個記載：“秋，龍見于絳郊，魏獻子問于蔡墨，…對曰："…龍水物也，水官棄矣，故龍不生得，不然《周易》有之，在乾之姤曰：潛龍勿用。其同人曰：見龍在田。其大有曰：飛龍在天。其夬曰：亢龍有悔。其坤曰：見群龍無首，吉。坤之剝曰：龍戰(zhàn)于野。若不朝夕見，誰能物之?！?”

　　據(jù)說有人在絳郊之地見到了龍，魏獻子有疑，遂請教于蔡墨。蔡墨便直接援引《周易》中有關(guān)龍的敘述，以證明古代確有龍的存在。“潛龍勿用”、“見龍在田”、“飛龍在天”、“亢龍有悔”、“見群龍無首，吉”、“龍戰(zhàn)于野”，分別是《乾》卦初九、九二、九五、上九、用九之辭，以及《坤》卦上六爻辭。這大概是古人博引爻辭論證某一觀點的最典型例子。

　　第三是“象辭結(jié)合推理”。這是將卦象與卦辭爻辭結(jié)合起來作為根據(jù)，對事物情況作出判定的推理方法?！蹲髠鳌贰ⅰ秶Z》中，運用這一方法進行推理的筮例最多。在這類推理中，有將卦象與卦名結(jié)合起來加以分析推論的方法，有將卦象與卦辭結(jié)合起來加以分析推論的方法，也有將卦象與爻辭結(jié)合互證的方法。例如，《國語·晉語》中有一筮例記載道：

　　十月，惠公卒。十二月，秦伯納公子?！蛴诤?。公問焉，曰：“吾其濟乎？”對曰：“……臣筮之?！钡谩短分?，曰：“是謂天地配，"亨，小往大來。"今及之矣，可不濟之有！……

　　董因替重返家園的晉國公子重耳占了一卦，遇《泰》卦。于是，董因先分析卦象：該卦上坤下乾，坤為地，乾為天，天往上而地往下，因而天地相交，萬物生成，是一個天地相配的卦象。接著，董因又引述卦辭“亨，小往大來”，判斷重耳受排擠迫害的流亡時代已經(jīng)結(jié)束，萬事亨通、施展抱負的時代已經(jīng)來臨，鼓勵重耳及時返歸家園。

　　《周易》的推理方法，雖然可以清楚地劃分為以上三種類型，但是由于對卦象分析的多元性，名辭解釋的歧義性，以及人們對周圍環(huán)境觀察分析的片面性，對占筮技巧的熟練性，還有當事人在主觀意志等心理方面的種種因素，對于同一個卦，往往會進行不同的分析，作出不同的判斷?！蹲髠鳌は骞迥辍酚浻羞@樣一則筮例：

　　齊棠公之妻，東郭偃之姊也。東郭堰臣崔武子。棠公死，偃御武子以吊焉，見棠姜而美之，使偃取之。偃曰：“男女辨姓，今君出自丁，臣出自桓，不可。”武子筮之，遇《困》之《大過》。史皆曰：“吉?！笔娟愇淖?，文子曰：“夫從風(fēng)，風(fēng)隕妻，不可娶也。且其繇曰："困于石，據(jù)于蒺藜，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兇。"困于石，往不濟也；據(jù)于蒺藜，所持傷也；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兇，無以歸也?！贝尬渥釉唬骸版艘埠魏?！先夫當之矣?！彼烊≈?。

　　演卦遇《困》之《大過》，本卦第三爻由陰變陽。史官都以本卦卦象為下坎上兌，即中男追求少女之象而稱“吉”。史官的推斷雖以本卦卦象為據(jù)，卻不符合變爻規(guī)則，有奉承崔武子之嫌。耿直的陳文子先按《困》的下卦坎變?yōu)橘愣蔀椤洞筮^》，象征風(fēng)吹澤而有損妻之象，故不能娶棠姜。接著，又按變爻規(guī)則，取本卦六三爻辭為根據(jù)，進一步斷定娶棠姜于崔武子不利。然而，崔武子主意早定，占筮只是擺個樣子。他在占筮于己不利的情況下，強詞奪理：即便不吉利，也早已由棠姜前夫齊棠公所承擔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在決疑解難時，因為種種主觀心理因素的干擾，正常的推斷并不一定都能被人接受。當然，占斷的爭議性，大多來自于占筮之后對相應(yīng)的卦象或卦辭爻辭的不同解釋。同樣以占遇《困》之《大過》為例：清代學(xué)者紀曉嵐少年赴鄉(xiāng)試時，老師為他占了一卦，也是遇《困》之《大過》。根據(jù)變爻規(guī)則，以本卦變爻辭占斷吉兇。老師以為“兇”，勸其下次再應(yīng)考。紀曉嵐卻不以為然，理由是：自己少年尚未娶妻，何來“入于其宮，不見其妻？”。他根據(jù)爻辭中的“困于石”判斷：此番鄉(xiāng)試能中舉，只是有可能不如一位姓石或名字中有“石”的人。應(yīng)試的結(jié)果，少年紀曉嵐果然名列第二，解元頭銜為一名姓石的人所得。

　　紀曉嵐師徒這種分歧，古已有之。東漢著名學(xué)者王充因而將占斷者分為“直占”與“巧占”兩種。紀曉嵐的老師不分析實際情況依辭而斷，當屬“直占”；少年紀曉嵐根據(jù)自身實際情況，靈活解讀爻辭，屬于典型的“巧占”。

　　這一則流傳了二百多年的故事告訴我們：《周易》推理的有效性，不僅在于了解和掌握推理方法，還與占斷者的智慧有關(guān)。